中国古代文人素以圣人之言为金科玉律，以“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”为己任，怀抱治国平天下的宏愿，积极入仕，将所成之学贷与帝王之家，建功立业博取功名而青史留名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这种积极入世的理念造就古代文人的担当，但宦海沉浮，春风得意后，难免也有沉沦落魄时，落魄的文人在丢官失意后都流露出对山水的依恋，隐隐呈现出弃世归隐而皈依道家的另类情怀来。

　　韩愈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，一生觝排异端，攘除佛老，高举儒家道统的大旗，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，是后世公认的“障百川而归之，回狂澜于既倒”的儒家道统的守护神。他一生焚膏继晷，兀兀穷年地苦读，并积极自荐入世，曾多次上书当时宰相要出仕为官，情深意切溢于字里行间。当官后恪守儒家君子之道，克勤克俭，但最终沦落到“冬暖而儿号寒，年丰而妻啼饥”的地步。即便如此，亦为官场不容，终因谏迎佛骨而被罢官。一生执着追求，甘为朝廷粉身碎骨，却被朝廷弃如敝履，当时的迷惘与困惑是可想而知的。他于是心灰意冷而萌生退意，这可从他遭黜后闲居洛阳时所写的《送李愿归盘谷亭》一文中可看出来。李愿去盘谷隐居，韩愈作为朋友相送，李愿的一番肺腑之言激起韩愈共鸣，不由产生对“车服不维，刀锯不加，黜陟不闻，理乱不知”的向往，渴望那种“采于山，美可茹；钓于水，鲜可食；起居无时，惟适而安”闲云野鹤般的生活，他愿“膏吾车兮秣吾马，从子于盘兮，终吾身以徜徉”。这样一位大儒被官场刮垢磨光后，无奈而从道家的药店里选择身退无为的药方治疗受创的心灵。当然，他无法如愿，因为他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与发扬者，他必须有始有终的在儒家规定的行为框架内谨慎行事。但作为文人，他给自己内心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空，恣意翱翔。

　　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里写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千古名句，鼓励出世担当为天下计的格言无出其右者，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的进亦忧退亦忧道尽了文人官员的操心的宿命。在我们的印象里，范仲淹绝对是一个不敢忘世，不甘为世忘的积极的入世主义者，他在岳阳楼上的牵肠挂肚沸腾了多少后人的热血，他应当是一个标杆式的官场文人。但范公即使声名赫赫，号召后人奋斗不息，但其内心也存隐秘的退隐一念，这可从其《严先生祠堂记》可看出端倪。他任睦洲知州时，为严子陵修建了座祠堂，并为祠堂写下这篇记文，严子陵是光武帝刘秀的同学，刘秀登基后，征召他入朝为官，被他婉拒，回睦洲富春山隐居，耕田为生，垂钓为乐。范仲淹文中对严先生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的节操大加赞赏，认为其去官不就乃“使贪夫廉、懦夫立、是有大功于名教也”的行为，并从而歌曰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。他对严子陵的隐居田园，不慕荣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称其“盖先生之心，出乎日月之上”。此时的范仲淹或受功名所累，或受公务所烦，或被朝廷所斥，或被奸人所谗，或许什么都不是，只是在他的血管里本身就流淌着这种平民山水的基因，原来斗士的激情外表下，也可深掩一颗柔和平静的平俗之心!

　　同为北宋名臣的王禹偁，他写《待漏院记》时，对为宰臣者提出“不独有德，亦务于勤”的要求，对宰相在入朝前待漏院里的所思所想将其分为贤相、奸相、庸相三种类型，不仅鞭笞奸相的无德乱国，同时对窃位苟禄，备员全身的庸相误国行为也予以抨击，为官者当有德有为、积极进取、上排君忧、下解民愁是他全文的主旨思想。当时的王禹偁还狂妄地请求将此文“志院壁，用规于执政者”，他想将此文章悬于待漏院壁作为宰相的言行规范，可见其对皇风清夷，吏治清廉、苍生富庶的期盼。可当他仕途失意，贬为黄州刺史时，他写下《黄冈竹楼记》一文，其寓情于山水，玩乐于斗室的豁达自适与写前文时的自己判若两人。当他公退之暇，被鹤氅衣、戴华阳巾、手执《周易》一卷、焚香默坐、消遣世虑时，眼里只有夕阳素月，烟云竹树而已，不见得此时心中还有庙堂之君和天下苍生。王禹偁一生忠直敢言，三经贬黜，经历了高官的荣耀，也经历了贬黜的辛酸，最后还是在山水中找到了寄托与依附。不管他身在何方，是否归隐，我想他的心恐怕早已皈依道家而“随赤松子游”了。

　　为官者，当有两种心态：国有所需时积极入世且倾力而为之；贤人继起或勉力难为时果断而去之。能进能退，进退自如应当是官员具备的一种平常心态。在心中另辟一处开阔之地容纳自我，另有皈依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。去位让贤时才不会心无所依，社会上也就少了一些贪权恋势，撞破南墙，引火自焚的愚顽之辈，在位欣然，如获至宝，去职黯然，如丧考妣的势利之徒了。

　　(作者系株洲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