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语与自省曾是王开林早期作品的鲜明特征，回顾历史、思考人生、探寻名师名士的心路历程，则成了他近年创作的主要方向。中年是人生最重要的分水岭，以前，由书生意气和舍我其谁的理想主导创作，激情满怀，不得不发；嗣后，因为经验的积累，现实的碰撞，思想的成熟，他不由自主地进入到历史这座“富矿”，往更深广处开掘。从《天地雄心》、《敢为天下先》、《新文化与真文人》、《大时代与狂书生》，到《国士无双——北京大学的龙虎象》、《国士无双——清华大学的龙虎象》，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他掘进的脉络和路线。正如他在接受《杂文选刊》访谈时所说：“我有时也会淡出现实，回归书斋，醉心于中国历史(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)，在这座富矿中翻找疑案，寻求解答，这样的工作更适合于我，也更能驰骋笔墨。”从个体到群体，从自我到社会，从内宇宙到外宇宙，这是他的必然选择。

　　两部《国士无双》共收录文章二十六篇，传述北大学人十三位，清华学人十四位。其中，既有前清遗老辜鸿铭、王国维，也有“五四”大将陈独秀、胡适，既有“骂名”远扬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刘文典，也有敢闯禁区、被指斥为“三大文妖”之一的张竞生，既有把大学打理得风生水起的蔡元培、梅贻琦，又有为思想之自由、精神之独立而不避斧钺、以身殉道的陈寅恪、梁漱溟。作者以人物为经，以事件为纬，爬罗剔抉，刮垢磨光，从历史的纵深处，关注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忧患和命运，探寻着他们的学养、精神、气度、风骨，以及他们肩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，揭示出近代学人俊秀挺拔的一面。同时，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延伸思考的触须，绝不人云亦云。比如《做一个好人到底有多难——胡适是被骂“大”的》、《隐士与叛徒——周作人的汉奸问题》、《不疯魔不成活——陈寅恪的人生五大悲苦》等篇章，单从标题就能体察到作家的别出手眼和良苦用心，其生动的笔触和思想的锋芒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，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。

　　《国士无双》中的人物，非大师，即国士。王开林所追索的，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人物生平和奇闻逸事，而是故事背后的大师精神和国士风范。这些百年大变局之中的大学者，才高八斗而又特立独行，学贯中西而又风采各异。华北沦陷之际，北大校长蒋梦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态度非常鲜明。1936年11月29日，日本宪兵“请”蒋梦麟到日军宪兵司令部“谈话”，蒋梦麟单身赴险，在日寇的威逼利诱下，他正气凛然，拒绝就范，死神险些提前光顾。这种以身许国的书生意气，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。

　　1953年，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，拟请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，并安排专人手持郭沫若的亲笔信，南下广州游说。陈寅恪书面回绝道：“我的思想，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……对于独立精神、自由思想，我认为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说：唯此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，共三光而永光……碑文中所持之宗旨，至今并未改易。”这种“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宁死”的信念，竟坚定乃尔。

　　真正的大师，真正的国士，必然有思想、有良知、有道义、有担当。大师精神，国士风范，学人胸襟，赤子情怀，令人感佩不已。我想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当他们回忆先贤往哲时，如果没有几个堪称“精神文化基石”的大师或国士，这个国家，一定是一个糟糕的国家，这个民族，必然是个没落的民族。

　　王开林在本书的《自序》中说：“任沧海横流，腐恶直泻，人文精神的薪火绝对不会湮灭失传，悲悯情怀的种子也绝对不会朽烂于心底，无论何时何地，这点自信我们还是必须要有的。”在学风、世风和士风如同泥丸走坂的当今，这种大师精神、国士风范，更显得弥足珍贵。这笔精神遗产，在稀释颓靡风气、提振人文精神方面，势必发挥出越来越大、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